白居易一生养了33个家妓，68岁时，不幸感染风疾。他看着如花似玉的家妓说道：“我已经年老，你们都嫁人去吧！”不料，一个叫樊素的女孩当即跪倒，哭着请求白居易留下她。
几十年前，白居易还是那个意气风发的诗人，官至太子少傅，家中蓄养家妓数十人。她们或善歌，或能舞，是他府中不可或缺的风景。其中最出名的，便是樊素和小蛮。
樊素，杭州女子，二十出头，嗓音清亮，唱一曲《杨柳枝》能让满座宾客如痴如醉，人称“樱桃嘴”；小蛮则以腰肢纤细著称，一舞动如杨柳摇曳，令人挪不开眼。
白居易曾写诗赞她：“杨柳小蛮腰，轻盈不自持。”那时的白府，琵琶声声，红紫春衫摇曳，园中池塘映着月色，日子仿佛永远不会老去。可谁能想到，繁华背后，早已埋下离别的伏笔？
然而，唐代家妓的命运，从来不由自己做主。史料记载，家妓在法律上被视为“贱民”，不过是主家的“财产”。白居易虽是文人，骨子里却也逃不过时代的桎梏。
年轻时，他视家妓为灵感来源，诗中常有“十载春啼变莺舌，三嫌老丑换蛾眉”的句子，透露出家妓更替的残酷现实——她们年过二十五，便被视为“迟暮”，往往被转赠或遣散。
而到了晚年，白居易身患风疾，半身不遂，左手“麻木不仁”，再无精力维持庞大的家眷。更重要的是，唐律规定四品官蓄妓不得过三人，他早已超限，若不遣散，恐招来非议。
可面对这些陪伴多年的女子，他又怎能不心生不舍？这一场遣散，究竟是仁慈，还是无奈？
开成五年（840年）春，白居易终于下定决心，遣散家中家妓。那日，洛阳三月，柳絮飞舞，履道园中一片苍茫。他坐在堂前，家妓们跪在院中，个个低头垂泪。
樊素尤其不舍，她跪行几步，双手颤抖着捧上一封书信，声音哽咽：“老爷，奴婢自幼侍奉左右，愿留下来，哪怕不唱不舞，只端茶倒水，也心甘情愿。”白居易听罢，闭上眼，长叹一口气。
他何尝不想留下她？可他知道，自己的身体已如风中残烛，留她们在身边，不过是拖累。最终，他还是挥挥手，命人拿出“放良文书”，将樊素许配给钱塘一户陈姓人家。
樊素走时，回头望了白府一眼，眼泪如断线珠子，滴在青石板上。那一幕，让白居易心如刀绞，提笔写下：“不能忘情吟，吟罢泪沾襟。”
与樊素相比，小蛮的结局则更令人唏嘘。史料中虽未明确记载她的去向，但据宋代《本事诗》推测，她很可能被转赠他人。
白居易在《别柳枝》一诗中写道：“柳枝，柳枝，今日相离何日逢？”字里行间，满是对小蛮的不舍。
那时的白居易，已是香山居士，退隐洛阳香山寺，园中柳树依旧，可再无小蛮翩翩起舞的身影。他拄杖站在池边，望着水中倒影，鬓发如雪，回忆起她曾舞动的杨柳腰，心中百感交集。
或许，他遣散她们，是为了给她们一个新的开始，可对这些女子而言，离开白府，又何尝不是另一种漂泊？唐代妇女的命运，如柳絮般随风飘零，令人叹息。
白居易晚年遣散家妓，看似是一场简单的离别，实则是个人情感与时代制度的双重碰撞。
他是诗人，有不舍与温情，写下《卖骆马》《别柳枝》，字字泣血；他也是唐人，逃不过法律与现实的约束，只能挥手告别。
68岁的他，坐在香山寺中，耳边仿佛还能听到樊素的歌声，可睁开眼，只有满园柳絮如雪，提醒着他，人生已近暮年。
家妓们的命运，更是那个时代的缩影——她们曾是府中风景，却终成过客。这场离别，不仅仅是白居易的不舍，更是一个时代对人性的无情碾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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